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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文学史的中国书写
刘文飞;本文梳理了百余年间中国的俄国文学史研究历程，对其四个阶段的研究特征和主要代表作进行介绍和分析，认为中国的俄国文学史研究队伍及其成果已成为国际俄国学和斯拉夫学中的一个重要构成。在俄国文学史的世界书写渐显三足鼎立之势的当下，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者已经面临着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兼收并蓄并进而创建俄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的重要契机。本文介绍了新近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的结构、特色和意义，并视之为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者创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实例和一次尝试。
中国俄苏文学史范式嬗变的回望与思考
王秋新;赵晓彬;自1924年郑振铎编写首部《俄国文学史略》后，国内学界相继推出了超过五十部俄苏文学史著。一百年来，中国俄苏文学史范式发生了多次转型，不同时期文学史书写呈现出不同的倾向性。通过甄选和研读中国经典俄苏文学史著可发现，中国俄苏文学史书写大体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启蒙范式，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注重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历史范式，以及90年代至今渐入中外文学史多元融合范式的嬗变历程。
论先琴长篇小说《信息》的元小说叙事
邱静娟;先琴的长篇小说《信息》是一部借鉴元小说叙事来反映信息时代俄罗斯新现实的作品。小说具有嵌套结构，不时暴露创作手法强调小说本身的虚构性；小说创作与小说批评交融，运用跨体裁模式；利用历史编撰元小说的形式，悖论地反映俄罗斯当代现实。小说体现了具有先锋意识的新现实主义作家先琴在新的语境中丰富和拓展现实主义的探索和追求。
超越边界：普里列平《狗和其他人》中的动物主体建构与生命伦理
刘铃昱;扎哈尔·普里列平的新作《狗和其他人》是以当代乡村生活为背景，围绕动物编织的生命诗篇。作品模糊了人和动物的身份边界，展现了共享世界、相互塑造、享有复杂界限的人与动物关系；挑战了主体和他者的概念边界，建构了有能动性、异质性、流动性的动物主体形象；拓展了伦理学的边界，将动物纳入伦理考量，并将动物问题与人类的伦理困境并置，使动物书写上升至生命伦理的哲学高度。普里列平“超越边界”的书写方式触及种际关系中的本体论和伦理问题，对动物主题的探索以及生命伦理的探讨有望成为俄罗斯当代文学，尤其是“乡村散文”中的新趋势。
论《彼得罗夫流感》的死亡书写
吕天威;死亡书写在当代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萨利尼科夫的长篇小说《彼得罗夫流感》中占据核心地位。小说以流感瘟疫为隐喻媒介，将个体命运刻画、城市空间建构与社会背景批判串联起来，创造了一个以死亡书写为核心的批评话语体系。研究认为，《彼得罗夫流感》不仅是一种关于死亡的寓言性叙述，更是后苏联社会精神文化症候的真实镜像。萨利尼科夫借助死亡书写，展现出特定时代背景下人类精神世界的崩塌以及生命意义的消解，深切触及了现代社会人类普遍的存在困境。
战争与革命语境中的俄罗斯文学、它的发展及其与世界的对话
瓦·波隆斯基;王虹元;本文旨在考察俄罗斯文学跻身国际文化经典之列的各个阶段，以及诸多历史剧变对这一进程的重要影响，首要关注战争（如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特别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这一过程中，政治和文化的价值取向呈现出复杂的关联与错合：政治对抗反而可能激发深层次的文化兴趣。本文认为，对于世界范围的批评性接受而言，俄罗斯文学经典往往被视为“非经典”，它更像是一种现代文化现象，伴随着对理性范式危机的形而上学思辨。
中国网络文学对俄传播：范式、接受与优化
康静;海里古力·尼牙孜;文学作品的跨文化译介与传播在中俄人文交流进程中承载着不可替代的功能性价值。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突破性实践，中国网络文学在俄罗斯的跨地域传播已形成具有范式意义的典型案例。其传播历程呈现出较显著的阶段性特征：萌芽期以转译模式为主导，稳定发展期实现直译体系构建，扩张期则显现出产业化传播态势。从传播机制维度考察，其核心范式主要涵盖基于民间译介网络的自发传播机制、俄罗斯出版机构的定向推介体系、网络文学生产模式的跨国移植等三重路径。通过运用CorpusWordParser与ROSTCM6等数字人文工具对俄语读者评论进行语料库分析与情感建模，发现目标受众呈现显著的正向接受倾向。复合型市场驱动力、战略性国家关系建构提供的制度保障、参与式粉丝文化生态以及深层次文化心理契合等多维驱动因素协同，推动跨文化接受效度的达成。面向未来发展，研究提出建立制度化的中俄数字文化协作框架、构建专业化的译介质量保障体系、整合智能算法优化传播效能、构筑双向互动的数字文学生态平台、实施跨媒介叙事战略等系统化升级路径，中国网络文学在俄传播大有可为。
《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的经典化重构
王晔;一国文学经典进入异域文化后，由于集体记忆的缺失，不会自然而然延续“经典”身份，需经历从“去经典化”到“再经典化”的过程。《聊斋志异》作为中国文学俄译史上的成功典范，其经典身份的重新建构既离不开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译者的生花妙笔，也离不开译后接受阶段的适应性重构。受众的翻译接受心态、目的语国的文化需求、适宜的翻译推广策略等“外力”是经典重构的关键要素，是研究中国文学的海外接受不能忽视的核心问题。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只有革故鼎新，才能找到中国故事的国际化表达，才能更易被域外受众理解和接受，从而焕发出新的生机，获得持久且不断自我丰盈的生命力。
俄罗斯文化符号学研究：模式建构与多维阐释
赵爱国;<正>本期“诗学与符号学”栏目为俄罗斯文化符号学研究专题。第一篇论文，为赵爱国撰写的《论俄罗斯文化符号学的“文化语言双阶模式”》。作者撰写该文的目的，是想从理论维度对至今仍困扰学界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做出我国学者的主体性回答，即俄罗斯文化符号学是否也有如美国学派的逻辑符号学、巴黎学派的符号语言学那样，拥有自己独特的符号模式问题。文章通过对文化符号学的学理基础、基本原理、运作机理的系统梳理和深入审视，从宏观视角建构起该学科独特的符号模式——“文化语言双阶模式”：文化结构层面的“语言→文化”和文化机制层面的“代码→文本”。
论俄罗斯文化符号学的“文化语言双阶模式”——兼谈该模式对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启示意义
赵爱国;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文化符号学作为世界符号学研究格局中的一种新型范式，它是否能与美国学派的逻辑符号学和巴黎学派的符号语言学那样拥有自己独特的符号模式问题，至今一直困扰着学界。对此，本文从宏观视角建构起了相应的“文化语言双阶模式”，并对该模式的学理基础、基本原理和运作机理等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阐释。在此基础上，还就该模式对现阶段的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启示阐发了几点初步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