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通知
数字出版平台
广告合作
网站访问量
今日访问量: 0
论“托尔斯泰学”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的发展
陈建华;列夫·托尔斯泰学”（以下简称“托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本文以20世纪90年代中国“托学”的学科发展脉络为主线，梳理其在此期间以学术期刊为主阵地的研究状况与主要成果。重点探讨这十年中国“托学”关注的三个主要议题，即对托氏学说的探讨、对托氏作品艺术形式的考察，以及通过比较和阐释等途径展开的研究。作为主阵地的期刊论文在研究的广度与研究的深度方面有长足进步，中国学者的自主意识有所加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进一步向前推进，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托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涅克拉索夫的“公民诗歌”再议——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说起
王志耕;卜爱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涅克拉索夫去世之后所写的一系列评论文章中，解释了他将涅克拉索夫排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之后的原因，在称涅克拉索夫为“人民诗人”之后，又称他只是一个“俄罗斯知识分子诗人”，因为涅克拉索夫只看到了人民的苦难，却没有看到人民的精神力量；他的所谓公民诗歌书写只是为了自我精神净化，而不能被普通民众所理解。这种评价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涅克拉索夫所在的别林斯基圈子社会政治立场的不满，并不符合涅克拉索夫公民诗歌创作的实际。涅克拉索夫的公民诗歌既描写了人民的苦难，也对民众的精神救赎和改造世界的力量寄予厚望；而公民诗歌写作的目标读者主要是负有社会责任的上流社会和知识群体，目的是启迪他们为俄国的社会变革承担起自己的使命。
求真向善：纪实戏剧的基本形态研究
王丽丹;纪实文学既感怀现实又凭吊历史，其“忧思”价值及“存史”功能，为其他创作体裁所难以企及。作为纪实文学的一种，纪实戏剧无论是回望历史还是正视现实，均提供独特的经验场域及全新的伦理视角。随着今天世界范围内“纪实”“非虚构”文学乃至戏剧的盛行，纪实戏剧的诸多不可回避的根本性问题越发凸显。无论对纪实戏剧进行理论研究还是实践体系建构，首先必须对其基本概念与本质内涵进行界定，其次需要全面理解和澄清其本质特征、体裁分类问题，最后还需明确其社会功能与审美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有正确判断和明晰分辨纪实戏剧的基本形态，才能准确解读并透彻把握其本质与功能，才能保证其研究的合理性、严谨性及有效性。
狄奥尼索斯之树——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诗歌中的“柏树”形象研究
杨晓笛;“柏树”形象在俄罗斯白银时代象征派诗人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承载着诗人关于狄奥尼索斯的多维探索。在诗人笔下，狄奥尼索斯不仅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神”，还是基督教中基督的早期“位格”，而柏树作为“狄奥尼索斯之树”，集中体现了诗人对死亡与复活、微观与宏观、神人合一等形而上学问题的深入思考。本文通过对伊万诺夫创作中“柏树”形象的研究，在神话、宗教及哲学层面挖掘诗人的狄奥尼索斯观，揭示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审美理念。
文学回忆录中曼德尔施塔姆的多重形象
颜宽;曼德尔施塔姆在20世纪俄罗斯域外作家与苏联作家回忆录中呈现出多重形象：俄国流亡作家、苏联作家与苏联“地下”作家分别塑造了圣愚式的、可鄙的与作为道德模范的曼德尔施塔姆。这种形象塑造受文化身份认同需求的驱动，即流亡作家借此强调自身作为俄国传统文化继承者的身份；苏联作家借此进行道德自我辩护；地下作家划分出“好”的与“投降”的两类知识分子群体，并标记自身对前者的归属。这表明回忆录中的曼德尔施塔姆形象作为一个因回忆者的不同主观意识而不断被构建的想象物的实质。与此同时，三种形象又在“文学作为现实苦难的补偿”这一点上保持了一致。此处苦难与文学的紧密联系遵循着俄罗斯文学的“苦”的传统。
宇宙乌托邦的构建：论费奥多罗夫对早期普拉东诺夫的影响
郭黎婷;俄国思想家费奥多罗夫共同事业的哲学是普拉东诺夫早期文学创作的重要理论资源。在延续其宇宙乌托邦构想的同时，普拉东诺夫也意识到费奥多罗夫思想中存在的无法调和的悖论。对于这一深蕴于现代性产生之初的悖论，普拉东诺夫试图重新汲取费奥多罗夫理论中的聚和性思想，这也导致了其作品的矛盾性。本文旨在梳理宇宙乌托邦理论在普拉东诺夫早期文学创作中的再现，由此探讨作家复杂思想形成的根源，并为透视其中后期的作品提供新的视角。
论尼采哲学视野下《我们》中的身体观
杨朵;武晓霞;扎米亚京在《我们》中赋予了身体丰富的隐喻含义，他通过描写人物的身体特征、爱欲、反抗精神和人体改造等，批判理性对身体的多重压迫，肯定身体的感性层面，探索身体回归自由的路径。扎米亚京个性、自由、动态的身体观既和尼采高扬生命活力的身体哲学高度呼应，也是其反对理性主义的积极尝试。因此，本文试从尼采的身体哲学出发，解读《我们》中的身体观，以期为阅读这一经典作品提供新视角，也为当今人类被工具理性和消费主义思潮所裹挟的身体困境提供警示和启发。
试析列斯科夫的“义人”形象——以《着魔的流浪人》为例
蒋竺晏;列斯科夫笔下的“义人”兼具东正教的含义和一般道德含义，作者将这两个方面融入了俄罗斯民族的人格理想，试图在一个个鲜活人物的现实生活和曲折经历中探寻俄罗斯人的正面形象。《着魔的流浪人》主人公弗利亚金作为“义人”代表，其宗教信仰具有明显的非典型性：一方面，他既以基督教义人精神作为自己的理想人格，但又不完全遵守教规，信仰总伴随着疑惑和挣扎，其灵性成长的道路更趋向于内在精神的成长。另一方面，弗利亚金性格的双面性导致其自然道德观与时代价值观发生冲突，其人格的内在完整性在一次次现实的磨砺与内心斗争中不断发展，表现出强烈的谦卑感与代罪意识，呈现出鲜明的动态性与矛盾性。此外，列斯科夫将“为俄罗斯正名”设定为义人的内在使命，弗利亚金具有爱国意识，他把俄罗斯的荣耀与上帝的荣耀联系在一起，决心为人民而战，其身上体现了典型的俄罗斯民族性格与信仰、个体命运与集体命运的深度融合。列斯科夫借由弗利亚金的义人形象，表达了其“义人”概念的新内涵：真正的义人并非抽象完美的典范，而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信仰与道德责任的现实个体。
列夫·托尔斯泰与《大学》
许旺;列夫·托尔斯泰从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认真研究中国文化，阅读和翻译了很多中国文化典籍。托尔斯泰曾经对《大学》进行过翻译和概述，并在编纂的著作中引用《大学》中的片段，主要依据的是鲍迪埃、理雅各和小西增太郎的译本。通过具体字句的对照可以发现，托尔斯泰翻译的《大学》以基督教思想为底色，在文字上大致符合《大学》的字面意义，但会在需要的时候加以个人化的引申。《大学》在道德完善学说、思想的力量、次序的重要性等方面为托尔斯泰提供了思想支持。托尔斯泰对《大学》的阅读与接受，在文明互鉴的大背景下彰显出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
苏轼诗词在俄罗斯的译介及译者的“叛逆”
骆雨晴;苏轼诗词在俄罗斯的翻译和传播是中国古典诗词，尤其是宋代诗词作品在俄传播状况的一个重要侧面。文章对苏轼诗词在俄罗斯译介的历史进行回顾，总结其文学创作在俄罗斯译介的历史概况和译者翻译实践的具体特征。同时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译本，结合译者在文化意象、修辞手法、主题和意境四个层面的“叛逆性”翻译，通过对比和分析，探究了俄罗斯译者在俄语语境下塑造的苏轼形象，为中国古典诗词外译及译本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