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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别文学体系中的象征主义与现代主义：西方背景中的俄罗斯经验
瓦·波隆斯基;王虹元;本文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现代主义（及其在文学艺术领域的主导流派——象征主义）置于西方主流文化中相应思潮的发展背景之下，考察现代主义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与民族特征，揭示其与俄罗斯历史文化深层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研究将探讨现代主义的时间范围问题，并关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之交在作为象征主义发源地的法国展开的一场关于俄罗斯与西方象征主义的论争，剖析“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在西方不同批评传统中的内涵差异。
苏联时期的世界文学：语境和思想视野
加林·季哈诺夫;陈永国;文章主要探讨世界文学的“多元化”，以苏联时期的世界文学为例证明并不存在世界文学本体，而存在相当不同的复数的世界文学；同时，苏联知识分子从系统的非西方中心视角看待世界文学，具体体现为四个关于“世界文学”的历史定义，区别了三种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视野的思考，以此解构世界文学观念西方化的主导方法，呈现了苏联知识分子对世界文学始终秉持的一种多元态度。
走向世界的“跨界”行动：论加林·季哈诺夫的巴赫金研究及其启示
李雪;巴赫金是20世纪俄苏文论界的核心人物，其著作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走出俄苏，享誉世界。著名学者加林·季哈诺夫多年来致力于挖掘巴赫金产生世界性影响的重要原因和深层意涵，本文将其定义为一条跨越多重边界走向世界主义的道路。本文认为，季哈诺夫的研究实质上揭示了巴赫金的“跨越性”，即巴赫金对卢卡奇的接受与竞争是对俄罗斯与西欧之间地域边界的跨越，而巴赫金在思想生涯后期也将自己的文学理论发展为跨越学科边界的文化哲学。结合巴赫金对多重边界的跨越，季哈诺夫完善了自身的“世界文学”理念，并最终通往了一种多元的世界主义。
从《今日诗学》看俄罗斯诗学对英语诗学的影响
郑春光;张佳宁;自1979年创刊以来，《今日诗学》在俄罗斯诗学的跨文化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梳理该刊40余年间发表的相关作品，旨在揭示俄罗斯诗学在英语学界中的传播路径与接受机制。创刊初期，集中推出雅各布森、什克洛夫斯基、巴赫金、洛特曼等学者的成果，为俄罗斯诗学在英语学界建立了可见性框架；此后撰稿群体日趋国际化，俄罗斯诗学由显性议题转化为隐性理论支架。这种接受过程呈现出选择性吸纳、本土化调适与跨学科扩散等特征，并伴随着创造性误读与再阐释，使相关理论在后殖民批评、叙事学、媒体研究等领域焕发新生。然而，全球化语境下的“去背景化”倾向值得反思，学界需重视其历史语境与哲学纵深，避免理论的平面化挪用。
奥地利作家约瑟夫·罗特的俄国之旅及其文化想象
刘炜;约瑟夫·罗特是奥地利文学中“哈布斯堡神话”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当时德语国家著名的游记专栏作家和明星记者。1926年，他受《法兰克福报》委派赴苏联旅行，在旅途中不断发回游记报道，并被汇编成《俄国之旅》。其中大量内容被作为素材写入后来以苏联革命为背景的小说中，也出现在以他的名著《拉德茨基进行曲》为代表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神话中。在《俄国之旅》中，读者已经可以看到约瑟夫·罗特世界观和创作视角的转变，以及他日后构建作为一种文化想象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神话的缘起和线索。
阿列克谢·列米佐夫的作者神话解析
纳·布利希;杨可;阿列克谢·列米佐夫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极具独创性却长期被忽视的作家，其创作融合民间传统、古罗斯文学与现代主义实验，形成了复杂的作者神话体系。列米佐夫的作者神话通过创作的全自传性，作者面具与生命创作角色的多样化，作为现代文学中民俗与民族志推广者的使命，作为古罗斯文化传统的守护者，游戏诗学与神秘化的痴迷者以及元文学随笔与语文学散文的创造者六个方面得以展现。列米佐夫的作者神话对其同时代人和后世追随者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人的自传”
汪介之;俄罗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自传体随笔《保护证书》和《人事与世情》在他的全部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两篇随笔把自传创作和他传书写结合起来，以印象主义的评说渗透其间，饱含诗意地传达出创作主体的艺术理念和历史意识，不仅具有丰富的思想和诗学内涵，而且呈现出“诗人的自传”的独特艺术风格。
“钥匙小说”与俄国知识阶层的幻象——《争执者，或瓦西里岛之夜》的体裁问题
张煦;苏联作家韦尼阿明·卡维林的长篇小说《争执者，或瓦西里岛之夜》是20世纪20年代一部颇为奇特的作品。与作品在当时所激起的强烈社会效应相比，文学批评界的关注颇为有限，这一反差在表面上体现了“钥匙小说”的普遍特征，实际上揭示了俄国知识阶层当时面临的精神困境。本文通过分析卡维林的创作路径，提出《争执者》并非典型意义上的“钥匙小说”，其所属的幻想小说传统使塑造集体面貌的主人公成为可能。在这一前提下，披着知识阶层外衣的主人公群像显露出小市民阶层的本质属性，也暗示了以私人化自传写作抵抗宏大历史叙事的局限。
淡远的阿福花：曼德尔施塔姆的铭记艺术
裴丹莹;作为曼德尔施塔姆“燔祭”主题的代表作之一，《依然遥远，阿福花……》以语义晦涩难懂著称。阿福花作为著名的“地狱之花”昭示出诗歌鲜明的死亡主题，冥后珀耳塞福涅、“黝黑的手”“黑色帆船”等意象的叠加使得诗歌指向诗人失落的恋情及“文化-情感”记忆的表达，“海滨葬仪”的描写又传达出“再生”的可能性。由此，诗人歌咏阿福花并非出于对“地狱之花”及冥后珀耳塞福涅的单向度观照，而是将其作为青春葬仪之表征，暗含对母亲、恋情及自我的告别之意，达成个人生命及诗歌生命中双重“成长”的书写与铭记。
南方旅行、“死魂灵”与古罗斯壮士：《草原》中契诃夫对“人”的探寻
李振华;契诃夫首次发表在大型期刊上的小说《草原》创作于作家深陷精神危机的19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停滞时代”病态的社会现实反映为契诃夫作品中虚伪冷漠、庸俗苟且、死气沉沉的各色人物。然而在《草原》中，契诃夫创造了一个远离城市僵化停滞生活、蕴含古罗斯文化精神的“草原”空间，并借助与果戈理《死魂灵》的互文，暗示主人公的草原之行实际上是一场展现俄罗斯生活、追求“死魂灵”复活的旅行。《草原》体现了契诃夫对人之根本的探索，他试图塑造古罗斯壮士歌与传说中草原壮士式的人物。虽然《草原》并没有明确刻画出理想人物，但草原象征的壮士精神却蕴含着契诃夫在人何以为人方面一直追求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