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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为何沉默——论卡特科夫与赫尔岑之争
朱建刚;自1862年开始,卡特科夫与赫尔岑分别在各自的《俄国导报》及《警钟》上展开隔空论战,内容涉及对俄国革命形势的看法、如何改革俄国等问题。在此论战中,卡特科夫及其《俄国导报》首次打破了官方禁令,在报刊上提及了赫尔岑的名字,同时也首创在报刊上公开讨论政治问题的先例,这一方面打破了赫尔岑及其《警钟》在国内知识界的垄断地位,同时也以互相争论的方式促进了俄国公共舆论的发展。
作为公共媒介的《现代人》:普列特尼约夫时期
耿海英;赵秋玲;《现代人》杂志历经了短暂的普希金时期(1836-1837)后,自1838年起进入普列特尼约夫时期(1838-1846)。作为主编,普列特尼约夫继承普希金以文学为核心的办刊传统,但也对《现代人》的栏目和内容加以革新,尤其对本国及西方国家的文学、历史、新闻、儿童问题、战争等各个方面予以关注,使《现代人》除文学性外呈现出新闻性和宫廷视角,实现了刊物的“公共媒介”性质。在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斯拉夫派与西欧派激烈争论的氛围中,《现代人》以冷静、务实的姿态看待俄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虽然被冠以“不合群”“无个性”的评价,但它对待俄国与西方文学、文化并重的立场,显示了在狭隘的派别对立之外“先进文化至上”的理念,其温和的调性不失为一种具有韧性的力量和声音。
媒体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1876年)中的欧洲观察和人民观
陈天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家身份广为人知,但学界对他的媒体人身份关注不够。陀氏热衷于期刊出版和新闻活动,曾创办《时代》《时世》《作家日记》等期刊。在期刊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直接阐述关于俄罗斯与世界的思想。他在《作家日记》(1876年)中发表过许多关于欧洲议题的文章,并把对西欧问题的思考转化为对俄国阶层问题的思索,他从人民那里找到了应对俄国阶层分裂的方法,形成了他的“人民观”,他有别于斯拉夫派和民粹派的人民观。陀氏人民观的目的在于融合分裂的俄国阶层,实现充满神性的团结。
异化与重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人与人关系的伦理问题
王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以探究人的奥秘为旨归,而人无时不处于一种关系中,所以陀氏的创作自然而然地涉及人与人的关系伦理问题。在《卡拉马佐夫兄弟》《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作品中,陀氏阐释了物化他人和践踏他人尊严所导致的人与人关系的异化问题:违背他人意志将其沦为工具和手段,剥夺其作为独特价值和意义主体的伦理身份,破坏了建构真正主体间关系的根本前提;肆意践踏他人的人格尊严、道德尊严和精神尊严,在给他人造成心灵创伤和精神苦难的同时,也使主体间的关系走向断裂和分离。面对人异化的生存环境和道德伦理困境,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小说的复调结构和“邻人之爱”的聚合力描绘出重构人与人之间理想关系的图景范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与人关系“实然”和“应然”状态的思考和阐发诠释了其小说文本所蕴含的伦理价值,也彰显了作家关注人的存在生态的人道主义情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荒唐人的梦》中的“谎言”问题
孙人哲;陈新宇;陀思妥耶夫斯基刊登于1877年《作家日记》中的短篇小说《一个荒唐人的梦》讲述了一个天堂般星球堕落的故事,但堕落的起因却隐而不露、引人猜想。事实上,小说数次出现的关键词“谎言”可能是作家暗示的堕落之源。本文试图证明,小说主人公“荒唐人”的形象属于陀氏长期关注分析的“幻想家”人物类型,“谎言”可指幻想家用臆造自我形象掩饰真我的行为,而用思想逻辑替代生命体验本身最终将招致严峻后果。《一个荒唐人的梦》既是哲理作品,同时或又寄寓了作家对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普遍的懒惰与混乱思想状况的批评,以及呼吁同时代人投身实践的社会使命感。
俄国浪漫主义文学棱镜下的医学元素
张可;医学元素曾渗透于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肌体。医学和浪漫主义都高度关注个体生命的自由,当时欠发达的医学又为浪漫主义留下了想象的空间。聚焦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医学元素,通过文学棱镜,剖析医学元素的时代背景、显著特征,并探究其对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这种文学的丰富内涵。
从韵律到旋律——吉皮乌斯诗歌音乐性的生成机制
王兆玮;吉皮乌斯向来被认为是一位工于音律的诗人,其诗歌的韵律构造和旋律结构中的音乐性趋向十分明显。本文首先分析其诗歌中的元辅音构成、句法语调、语音停顿,而后从三音节变体诗格到十四行诗细致考察韵律和旋律对于其诗歌声响氛围建构的重要意义,并结合俄罗斯诗歌传统、象征派的“音乐至上”理念及“音乐精神”,阐明其诗歌音乐性的美学渊源,以此揭示吉皮乌斯诗歌音乐性的生成机制。
长篇小说《萨尼卡》对俄苏经典的回望与潜对话
胡恒;扎哈尔·普里列平在“革命”题材小说《萨尼卡》中自觉抑或不自觉地对俄苏经典进行回望并与之展开潜对话:作者一方面对苏联时代及其美学传统抱有怀旧情绪,另一方面基于后苏联社会语境对俄苏经典的诗学元素进行当代转换,从而在各层面都映现出既回望又告别俄苏经典的书写姿态。本文基于小说对革命浪漫主义、现代神话、人民性这三方面的改写与重构,从现象到本质渐次深入挖掘《萨尼卡》与俄苏经典的联系,探索其中隐匿在当代“革命”故事背后的写作意旨。
帕斯捷尔纳克和哈代小说创作的莎士比亚历史悲剧维度
谢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托马斯·哈代作为欧洲文学史上的两位优秀作家,从各自不同的视角接受了莎士比亚的影响,同样传承了他的人文主义情怀和厚重的历史悲剧意识,并以各具特色的诗学方式书写着历史变动时代英国偏僻村镇中下层社会男女或俄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创作个性。对他们的小说创作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新型文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富有启示性的参照。
论任溶溶对马尔夏克儿童诗艺术的接受
邓雅晴;王中正;游戏性是任溶溶儿童诗最鲜明的审美特征之一,这与其长期对马尔夏克的关注和翻译有深度关联。任溶溶深受马尔夏克视儿童为未来“巨人”的儿童观和忠于儿童生命体验的创作观影响,选择了契合自身与儿童性情的充满游戏特质的书写方式,吸收了马尔夏克儿童诗中荒诞幽默的情节设置、刺激视听感官的语言游戏和塑造人物形象的漫画式手法。任溶溶在对儿童诗教育性与文学性辩证思考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新的时代思潮和艺术元素,使其诗歌表现形式丰沛多元并独具个性,为中国儿童诗提供了宝贵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