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托马斯·哈代作为欧洲文学史上的两位优秀作家，从各自不同的视角接受了莎士比亚的影响，同样传承了他的人文主义情怀和厚重的历史悲剧意识，并以各具特色的诗学方式书写着历史变动时代英国偏僻村镇中下层社会男女或俄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创作个性。对他们的小说创作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新型文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富有启示性的参照。
俄罗斯阿克梅派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表现出“对世界文化的眷念”。本文依据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以人名符号为例，从俄罗斯国家语料库提取相关词汇数据，并以此为线索，揭示其诗歌“文化聚合体”的特征：一是阿赫玛托娃借助于人名符号，尤其是与文学相关的人物，构筑起横跨各大洲、纵越各时代的“文化聚合体”；二是诗作中的文学碎片，经过世界经典文学形象的象征、历时共时层面的文学对话等重新编码方式，组成了兼具俄罗斯性与世界性、现实和过去的“聚合体”文学核心；三是诗人的生平传记、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诗人本人与流派的创作观等作者语境成为解码“文化聚合体”的关键，而读者端的接受语境则不断为其新意注入源头活水。
民间故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和艺术形式，具有独特的共性和个性特征。民间故事在传承过程中会不断发生变异，即使是同一类型的故事，在传承中由于错位、遗忘和增删等因素的影响也会呈现出明显的变异特征。“狐狸接生婆”是世界民间故事中流传较广的民间故事类型。本文以《东斯拉夫民间故事情节比较索引》中列出的22篇“狐狸接生婆”型俄罗斯民间故事为研究对象，对故事情节和母题进行拆分、比较和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故事中的叙事变异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情节类型内部的变异；二是情节类型外部的变异；三是故事结局的变异。故事情节类型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变异促成了故事结局的叙事变异。俄罗斯民间故事既在共性之中流动，又超越共性而呈现出多元化的个性特征。
陀思妥耶夫斯基刊登于1877年《作家日记》中的短篇小说《一个荒唐人的梦》讲述了一个天堂般星球堕落的故事，但堕落的起因却隐而不露、引人猜想。事实上，小说数次出现的关键词“谎言”可能是作家暗示的堕落之源。本文试图证明，小说主人公“荒唐人”的形象属于陀氏长期关注分析的“幻想家”人物类型，“谎言”可指幻想家用臆造自我形象掩饰真我的行为，而用思想逻辑替代生命体验本身最终将招致严峻后果。《一个荒唐人的梦》既是哲理作品，同时或又寄寓了作家对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普遍的懒惰与混乱思想状况的批评，以及呼吁同时代人投身实践的社会使命感。
游戏性是任溶溶儿童诗最鲜明的审美特征之一，这与其长期对马尔夏克的关注和翻译有深度关联。任溶溶深受马尔夏克视儿童为未来“巨人”的儿童观和忠于儿童生命体验的创作观影响，选择了契合自身与儿童性情的充满游戏特质的书写方式，吸收了马尔夏克儿童诗中荒诞幽默的情节设置、刺激视听感官的语言游戏和塑造人物形象的漫画式手法。任溶溶在对儿童诗教育性与文学性辩证思考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新的时代思潮和艺术元素，使其诗歌表现形式丰沛多元并独具个性，为中国儿童诗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以探究人的奥秘为旨归，而人无时不处于一种关系中，所以陀氏的创作自然而然地涉及人与人的关系伦理问题。在《卡拉马佐夫兄弟》《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作品中，陀氏阐释了物化他人和践踏他人尊严所导致的人与人关系的异化问题：违背他人意志将其沦为工具和手段，剥夺其作为独特价值和意义主体的伦理身份，破坏了建构真正主体间关系的根本前提；肆意践踏他人的人格尊严、道德尊严和精神尊严，在给他人造成心灵创伤和精神苦难的同时，也使主体间的关系走向断裂和分离。面对人异化的生存环境和道德伦理困境，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小说的复调结构和“邻人之爱”的聚合力描绘出重构人与人之间理想关系的图景范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与人关系“实然”和“应然”状态的思考和阐发诠释了其小说文本所蕴含的伦理价值，也彰显了作家关注人的存在生态的人道主义情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家身份广为人知，但学界对他的媒体人身份关注不够。陀氏热衷于期刊出版和新闻活动，曾创办《时代》《时世》《作家日记》等期刊。在期刊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直接阐述关于俄罗斯与世界的思想。他在《作家日记》（1876年）中发表过许多关于欧洲议题的文章，并把对西欧问题的思考转化为对俄国阶层问题的思索，他从人民那里找到了应对俄国阶层分裂的方法，形成了他的“人民观”，他有别于斯拉夫派和民粹派的人民观。陀氏人民观的目的在于融合分裂的俄国阶层，实现充满神性的团结。
《现代人》杂志历经了短暂的普希金时期（1836-1837）后，自1838年起进入普列特尼约夫时期（1838-1846）。作为主编，普列特尼约夫继承普希金以文学为核心的办刊传统，但也对《现代人》的栏目和内容加以革新，尤其对本国及西方国家的文学、历史、新闻、儿童问题、战争等各个方面予以关注，使《现代人》除文学性外呈现出新闻性和宫廷视角，实现了刊物的“公共媒介”性质。在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斯拉夫派与西欧派激烈争论的氛围中，《现代人》以冷静、务实的姿态看待俄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虽然被冠以“不合群”“无个性”的评价，但它对待俄国与西方文学、文化并重的立场，显示了在狭隘的派别对立之外“先进文化至上”的理念，其温和的调性不失为一种具有韧性的力量和声音。
波利瓦诺夫是俄罗斯著名学者，在语言学、符号学、语音学、东方学等领域均建树卓著，对俄罗斯社会语言学的形成与发展贡献巨大。尽管不少学者对波利瓦诺夫的语言学理论进行了介绍与研究，但尚无学者对波利瓦诺夫与形式主义的关系及其诗学进行分析研究。鉴于此，本文从波利瓦诺夫与“奥波亚兹”诗学关系出发，尝试挖掘波利瓦诺夫作为一位形式主义文艺学家的学术活动；厘清早期形式主义诗学语言研究与波利瓦诺夫的关系；分析波利瓦诺夫语言演变的思想对后期形式主义文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