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的电影以浓郁的文学气质著称，其创作深受俄罗斯文学尤其是契诃夫影响，传承了契诃夫对平凡生活与复杂人性的关注。从早期作品的元素与片段呼应，到《安纳托利亚往事》的拼贴改写，再到《冬眠》的正式改编，锡兰完成从远离到拥抱文学与戏剧的创作路径。《安纳托利亚往事》借鉴《侦讯官》《美人》《大学生》等小说，通过叙事节奏的含蓄留白和内心刻画的影像转译，延续了契诃夫的克制与悲悯；《冬眠》则整合《妻子》《好人》等小说，以室内戏和大量对话构建戏剧张力，创新出探索人性的“潜流叙事”。锡兰的改编并非简单移植，而是结合土耳其社会现实进行创造性转化，弥合了文化与艺术形式的差异，最终成为当之无愧的“影像契诃夫”。
本文以塔可夫斯基的《乡愁》《镜子》等代表性电影创作为中心，结合其日记和理论文本，系统考察其电影诗学与普鲁斯特时间概念之间的深层关联。深入解析塔可夫斯基将普鲁斯特式的时间观、记忆结构与宗教经验转译为影像，使电影成为承载个体与集体记忆的精神空间的形式与脉络。本文还进一步探讨尤瑟纳尔的时间与艺术观念，拓展跨文学、电影与建筑意象的比较视野，突破单一媒介比较的研究范式，厘清文学、诗歌与电影在时间维度上的耦合关系，论证“记忆的宏伟殿堂”“雕刻时光”等关键概念是在世界文学和艺术传统中经由类比机制不断转化延展而成。
本文旨在考察拉斯普京和别洛夫的诗学体系中文学典范的形成、发展和嬗变规律。本文梳理了圣徒文学传统从中世纪到20世纪的演变轨迹，特别是19世纪俄罗斯经典文学对老范本的更新与内涵重塑。文章重点关注拉斯普京的《最后的期限》和《活着，可要记住》、别洛夫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公》和《这样的战争》里中世纪圣徒传典范的转型。研究表明，中世纪的和经典的体裁传统在乡村散文诗学中得到了更新。如果说在别洛夫的诗学中，圣徒传记文学传统的运用融入了民间生活及其内在哲学，那么拉斯普京的作品中则体现了迫切发展圣徒传传统的文学性需求。对更新后的圣徒传模式的分析证明，读者通过对主人公、圣徒和义人的移情共鸣而体验到的精神蜕变的净化效应，对于典范以及体裁本身都至关重要。文学典范及其传统的更新需要历经不同的考验阶段，其具体形态取决于社会历史语境和读者的集体思维方式。
歌德的《浮士德》对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产生了直接影响。作为对《浮士德》的戏仿，《大师与玛格丽特》用魔幻现实的手法重塑了《浮士德》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框架，企图回应歌德对理性反思的“一出悲剧”。布尔加科夫借助“聪明人”序列和“巴别塔的混乱”旨在探索个人化理性的限度，理性的缺陷致使其自身滑向“疯癫”与“怯懦”两个反极，拥有理性和语言能力的人们面对超自然现象出现了“沟通的失败”，造成了恒久的社会危机。布尔加科夫在对《浮士德》的戏仿和对话中回应了浮士德的“理性”悲剧所象征的现代性危机：唯有靠爱与艺术作为“否定的精灵”，才能为陷于理性孤岛的个体提供“安宁”。这就是布尔加科夫对《浮士德》提出的如何弥补理性缺失、重建精神秩序这一问题所给出的独特文学解答。
洛特曼符号学理论中的“翻译”概念始终与意义问题密切相关。本文以洛特曼不同时期的翻译观为线索，考察其由结构文艺学向文化符号学转型的理论轨迹。早期洛特曼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关注语言转码后等值意义的生成，对诗歌翻译相对持可译的立场。随着“重新编码”概念的提出，洛特曼将翻译扩展为跨符号系统的意义生产机制，其意义等值观也开始出现内在松动。而洛特曼晚期的文化符号学研究则呈现出对翻译更为宽泛且多元的理解，对不可译性和对话的合理性阐明更揭示了文本意义生成的根本动力和文化空间的动态开放本质，与解构主义思想不谋而合。洛特曼以符号域的动态维度为视角，论证了文化在跨系统翻译中的变形机制，不仅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理论边界，也为后来学者从跨学科的交叉视角审视翻译与符号学、翻译与文化研究等领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列宁格勒大围困期间的日记、随笔、札记和文艺作品反映了处于极端情况下，被围困者在信念、死亡、善恶观等不同维度上的伦理选择：在特殊的伦理环境中，被围困者依靠阅读、写作、广播等途径，实现信念的重建；信念的坍塌与死亡体验紧紧相连，个体既流露出对死亡的恐惧，也表现出对“集体身体”不朽的追求：在超越了信念和死亡的人性形而上学层面，被围困者渴望在生存竞争之外，捍卫其固有的善恶观念与尊严。“大围困书写”构建了“赤裸生命”捍卫尊严的可能性，显示出围困文学所具有的丰富的伦理意义。
20世纪初俄国涌现出《古代颂歌与思想》《中国之笛》《瓷亭》三本诗集，成为俄国翻译中国唐诗的重要著作。三本诗集的译者巴尔蒙特、马尔科夫、古米廖夫，以朱迪特·戈蒂耶的《白玉诗书》及德理文的《唐诗》为源文本，对唐诗的法译文进行二次创作。经过考辨三本诗集与法语译本的联系，可以看出早期俄国诗人的中国想象是法式中国观在俄罗斯本土的继承与变异，尤以王昌龄的《采莲曲》、李白的《玉阶怨》、李华的《海上生明月》最为典型。
19世纪是俄罗斯文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文学和宗教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化巅峰的象征，萨罗夫的圣谢拉菲姆则是静修主义复兴的重要代表。围绕两位同时代人是否会面，以及圣谢拉菲姆是否对普希金产生过影响的谜题，俄罗斯学界莫衷一是。本文旨在考辨普希金与圣谢拉菲姆是否会面这一历史谜题，并深入探究其背后折射出的俄罗斯精神传统与文化传统的割裂现象，在霍鲁日提出的静修主义人学、协同人学等理论基础上，探讨克服这一割裂现象的可能性。
“美拯救世界”这一格言的阐释是陀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课题。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这一表述首次进入以弗·索洛维约夫为代表的俄国宗教哲学家的阐释视野，成为其形而上学宇宙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这一路径对20世纪上半叶的文化景观产生深刻影响。20世纪中后期，欧美研究者多从主体审美经验角度对“美拯救世界”进行考察。21世纪以来，俄罗斯学者对“美拯救世界”的诠释多在东正教文化传统与神话诗学视域下进行；欧美学者则继承发展巴赫金传统，关注审美活动与作为积极伦理行为的对话活动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过去百年间，“美拯救世界”的阐释重心呈现出从“美”的形而上学范畴转向审美主体的经验特征，继而又延伸至审美活动作为一种人际互动策略的演变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