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艺

参考文献

[1]Чуковский К. И. Собр. соч. Т. 13. Дневник. 1936-

1969 [M], М. : Терра-Книжный клуб, 2007.

[2]Второй всесоюзный съезд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15-26 декабря 1954 год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Z], М. : Сов. писатель, 1956.

[3]Бар-Селла З.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котлован. Проект? Писатель Шолохов? [M], М.:РГГУ, 2005.

[4]Афиани В. Ю. и др. Аппарат ЦК КПСС и культура, 1953-1957. Документы [Z], М. : РОССПЭН, 2001.

[5]Твардовский А. Т. Дневник 1950-1959[Z], М. : Прозаик, 2013.

[6] Букс Нора. Скандал как механизм культуры // Семиотика скандала [M], Париж-Москва : Сорбонна-Рус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2008.

①楚科夫斯基对此次作家代表大会的印象并不好,他的这种负面感受不仅体现在这篇日记的字里行间,在此前和此后几天的日记里也有所反映:“刚从会场回来。印象糟透了。这并非文学代表大会,而是反文学大会”(12月15日)[1](179),又如,“昨天在会场上‘晕厥’了—已经神志不清了”(12月25日)[1](180)。

①《中央宣传鼓动部呈送格·马·马林科夫关于苏联作家协会党组织内部会议的报告》(1946)表明,根据亚·恰科夫斯基所作的关于文学批评状况的报告,以及安·塔拉先科夫、维·英贝尔、伊·马·努辛诺夫和列·苏勃茨基等人在会议讨论环节中的发言,波里卡尔波夫被解除了职务:“在本次会议上,苏联作协理事会因其领导、管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方法不当,其工作遭到严厉批评,本次内部会议的报告人和各位发言人均认为,具体管理工作中的失误应由作协书记波里卡尔波夫同志承担。”(http://www.alexanderyakovlev.org/fond/issues-doc/69276)不过,这恐怕算不上是一次“聚众犯上”,很可能只是走个过场,来落实上层早已做出的安排。据阿·康德拉托维奇证实,波里卡尔波夫本人将此事归咎于特瓦尔多夫斯基:“‘我热爱特瓦尔多夫斯基,你要知道,我跟他吵过很多次,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以至于玛丽娅·伊拉利昂诺夫娜跑过来,想要劝架。我从前也爱他,尽管他解除了我的作协书记职务……’‘是吗,怎么解除的?’我好奇地问。‘是这样。他在中央委员会的某次会议上评价我,说我当然热爱文学,可并非苏联文学。’”然而,按照特瓦尔多夫斯基自己的说法,波里卡尔波夫此次倒霉,缘于其过分机警:“关于此事我询问过特瓦尔多夫斯基,他说,他的确在中央会议上讲过那番话,不过他的话未必是波里卡尔波夫下台的原因。事情的原委在于,波里卡尔波夫将潘诺娃的《旅伴》、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等作品视为眼中钉,他觉得,这些作品贬低了英雄主义,矮化了苏维埃人的形象……这套论调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他不允许这些作品出版单行本,当时就有一批作家针对此事上书中央。据说,这封信落到了斯大林手里,他便让波里卡尔波夫前去汇报文学界的事态。由于当时距苏共中央作出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粗暴决议之后不久,波里卡尔波夫也就顺势找准了调门儿。于是,他在向斯大林汇报时,历数了作家们的种种错误和缺点:这个曾是托派分子,那个曾跌入无思想主义的泥沼,迄今仍冥顽不化。斯大林一言不发地听着,突然打断他说:‘可问题是,我这里没有别的作家给你。滚吧!’波里卡尔波夫便这样走出了斯大林的办公室,可已经不再是文学界的政委了。”(参见阿·伊·康德拉托维奇:新世界日记,1967-1970.莫斯科,1991,第175-176页。)1955年,作家代表大会之后不久,波里卡尔波夫被重新任命为作协书记,同时兼任苏共中央文化部主任,他在1965年去世前基本上没有离开过这一岗位(1962-1965年间曾有短暂间隔,由于当时文化部被撤销,波里卡尔波夫转任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副主任)。1955年10月至1958年间,卸任《文学报》主编的留利科夫曾担任其副手(《文学报》主编职位由极端保守派人士科切托夫接任)。

②“……苏斯洛夫打电话给他:‘您要回击一下肖洛霍夫。’于是他异常激动地发了言。次日上午他接到一个电话:‘您的发言令人非常满意,您应该主持最后一场会议……’”[1](262)

①阿丽格尔曾说:“我们的文学已经疲惫不堪,它一方面要应付那些恐吓话语,忍受别人以拳捶桌、发号施令和横加指责,另一方面,它又深受那些装点门面的高谈阔论、自降艺术标准、沾沾自喜和心安理得之害。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文学的大忌,它再也不愿与之妥协。”[2](282)而卡维林则说:“我眼中的文学应该是,批评界要从作者的立场出发分析作品,不能一把标尺量到底,要记住普希金的话,按照艺术自身的规律来评判艺术作品[……]我眼中的文学应该是,个人的喜好丝毫不能左右文学,在文学领域出现类似于苏罗夫那样的作家和批评家完全无法想象[……]我眼中的文学应该是,要以滥贴标签为耻,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刑事追究……”[2](170)

①从肖洛霍夫的忠实研究者米·什克林的告密行为中,同样可以感受到当年类似的险恶局面,尽管这一情况缘起于与此次肖洛霍夫发言事件在政治走向上截然相反的另一起事件—什克林在参加作协小说组的讨论会时(时间应该不晚于1955年4月24日),对参会者们的言论感到大为震惊,因为他发现大家在批评布宾诺夫、格里巴乔夫、索弗隆诺夫、苏罗夫,却替那些“世界主义批评家们”辩护。[4](392-393)

②该文发表于1951年2月27日出版的《共青团真理报》。

③参见别·萨尔诺夫:斯大林与作家们,第3卷[M],莫斯科Эксмо出版社,2009。

④参见西蒙诺夫的两篇文章:评一篇短文[J],文学报,1951年3月6日;再评一篇短文[J],文学报,1951年3月10日。

⑤参见肖洛霍夫:偷偷摸摸地……[J],共青团真理报,1951年3月8日。

①参见阿扎耶夫:尊重自己的文学车间[N],文学报,1954年11月11日,第2-3版。阿扎耶夫也遭到了“哥萨克作家”们的反驳:“瓦·阿扎耶夫假装不了解尽人皆知的事实。众所周知,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在维申斯克镇一直都在接待大量的远近访客,向他们提供建议、支持和帮助。”(参见扎克鲁特金、卡里宁、索科洛夫:给编辑部的一封信[N],文学报,1954年11月18日,第3版。)

①参见其《论艺术的丰富性》一文(《文学报》,1954年3月20日)。

②关于这场运动的具体情况参见:Kozlov Nikita.The Readers of Novyi Mir: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Stalinist Past.Cambridge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44—87.

①此处指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译者注)

①参见德·明乔诺克:我们曾经如此害怕![J],星火,2008年,第52期(http://www.ogoniok.com/archive/2002/4734/08-08-11/)。

②广义而言,后斯大林时期官方话语逐渐被形式化、虚妄化的情况在阿·尤尔恰克的著作中也有所描述。参见:Yurchak Alexey.Everything Was Forever,Until It Was No More: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第1章)。不过,尤尔恰克描述的是1970-1980年代的情况,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在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就已经出现了。

①参见杜勃连科和季汉诺夫编著的《苏联和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史》(莫斯科“新文学评论”出版社,2011年),第495-513页。

①指苏联作家协会中大大小小的书记们创作发表的作品。(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