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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学界最近指出的,在巴赫金所有的理论范畴里,时空体最少被人加以专门性的分析研究。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对《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一书的解构性阅读,让时空体这一概念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并使我们有机会对小说体裁特有的时间性(temporality)之名提出了某种总体性的思考。
Abstract:As has been newly pointed out,the concept of chronotope remains the least discussed of all of the Bak htinian categories.Our aim in this paper is to close the gap.The deconstr uctive reading of The Form of Time and Chronotope in the novel puts in question the validity of the concept giving us the occasion to propose some general consideration on the name of temporality specular to the novelistic gen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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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темпоральность”(英译为“temporality”)一词有两个含义:a、短暂性、非永恒性;b、时间、时间性(质)。译文根据上下文而定。--译者注
(1)此处参考了白春仁先生的译文,见《巴赫金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52页。以下凡引此中译本之处皆有一定的改动,恕不再一一注明。--译者注
(2)米·巴赫金的有些著作,如《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等,是以其好友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等人之名发表的。--译者注
(3)尔格,物理学上表示功的单位。--译者注
(1)矛盾修辞是一种修辞格,又称逆喻,如活尸、乐观的悲剧、忧郁的快乐等。--译者注
(1)这一主题跟学术狭隘性主题有直接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巴赫金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中对真正时间形式的探索无法使人信服的原因。巴赫金赞歌的表面性原谅了公众人物,这曲赞歌是对当时发生的事件毫无准备的反应(作品注明日期是1937-1938年)。正如,埃恩·内斯贝特和埃里克·瑙曼所认为的那样,它也没有试图提出斯大林主义的“温柔形式”(结果是巴赫金,而不是索尔仁尼琴;是《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而不是《致领导们的一封信》)。这曲赞歌是受巴赫金的巴赫金思想的内在逻辑和尼采根源的驱使。正是在尼采的作品《论历史对生活的利与弊》里,非历史主义就是空间、表面性、学术狭隘性的同义词(参见弗里德里希·尼采:《论历史对生活的利与弊》,载《尼采全集》第1卷,慕尼黑,1954年,第211页)。另一方面,尼采的认识论虚无主义改变了自己的成分,成了“反隐喻的隐喻主义”,类似于巴赫金从拉伯雷那里的发现所得(参见下文)。
(1)只有这种解释才能消除时空体(巴赫金所坚决认为的)内部的诸因素价值平等和时空体(作为对现实的一种感情评价的价值形式[5](391-392)定义之间的矛盾。前者指的是文本本身(即缺乏时间的空间),后者指的是仅仅用阐释方法就可以实现的作品统一。
(2)比较巴赫金所说的:“……是过去在现在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和活生生的痕迹”,而不是“把过去与现实偶然地机械地加以混淆”。参见米·巴赫金:《话语创作美学》,莫斯科,1979年,第212、214页。
(3)上述机制既在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小说中,又在瓦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的代表作里起着作用。对这类小说的一般评述不外乎是确定一下过量的时序颠倒,目的是能够把这些时序颠倒抄录下来去说明作者的漫不经心与无知。然而,这些与直言不讳的观点、小说体裁的本质明显相左的时序颠倒,其适用条件却完全被人忽视了。文艺学不能解释时间倒错的出现,因而宁愿保持沉默。只有用我们的观点来看,时间倒错才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我们把此类时间倒错现象看作是长篇小说的防御性反应。这种长篇小说竭力抗拒由巴赫金强加的以巴赫金的现时代为目标的讽刺小品文的作用,或者反抗历史档案(它同样与小说本质相去甚远)那对格奥尔格·卢卡契之心来说如此亲切的作用。这一点即使是巴尔扎克也无能为力,更甭提巴赫金了。想把本质赶进门,它却跳窗而入。我们的概念有效地证实了这一常理准则。
(4)英文为“metalepsis”,又译进一步转喻法(指把已作比喻用的词进一步用于另一比喻意义的一种修辞法)。--译者注
(1)“善于看见时间”这一主题,对于巴赫金在《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一书中论述歌德时空体的一章来说,明确通透。
(1)纳博科夫的一个战略目标--使叙事时间保持中立--允许有相应策略的极其丰富的多样性,在这些策略中,为了对比,我们提一提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正生活》中运用的一个。《塞巴斯蒂安·奈特的悲剧》一书是促使描写一个在异母兄弟眼中的小说家生平传记的动因,《悲剧》将奈特的秘密诉诸笔端。很明显,他的秘密受到纯粹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的教唆:“古德曼先生的写法简单得就象他的哲学观一样。他唯一的目标就是将‘可怜的奈特'描写成他称之为‘我们时代'的那个东西的产物和牺牲品--可是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如此热衷于让别人一道分享自己的经纬仪般的概念术语。‘战后天下未定'、‘战后一代',对古德曼先生来说是可以让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的极具魔力的字眼。尽管古德曼先生不是巴尔扎克,也不是歌德,但他仍然掌握着。把空间看作时间”的极其高超的本领(巴赫金论巴尔扎克语),完全满足巴赫金的要求,但是又引起纳博科夫作品里叙说者生气:“战争,”古德曼先生没有一丝羞赧地说,“让这世界面目全非。”接着他眉飞色舞地描述了战后生活极为特殊的方方面面,而这正好让一个年轻人“在他事业的黎明时分”碰上了……生气的原因在于:“对塞巴斯蒂安来说,时间永远不是什么1914年或1920年或1936年--它永远是这样。报纸上的大幅标题、政治学说、风行的思想对他来说并不比肥皂和牙膏盒上印的啰里啰嗦的说明文字强到哪里去。”(在这里情不自禁地想起巴赫金生平中的一个富有特色的细节,而他的生平一贯能唤起其操各种语言的读者的深深敬意:用弗·图尔宾的话来说,巴赫金“遍读博览”--日日如此,手拿一支铅笔,而且从头至尾逐行逐句地阅读了典型的出版物《真理报》,--这一还是在斯大林时期就养成的习惯,他至死都未改变过。--瓦·利涅茨基注)“肥皂沫也许真的很浓,说明文字也很可信,可是仅此而已。……时间和空间对他来说只是永恒如一的事物的尺度,因此任何一种想以‘现实'的特殊方式去感受古德曼先生所谓的‘战后欧洲氛围'的想法对他来说都是荒谬绝伦的……”(正如读者还未忘记的,这种想法的基础是界定长篇小说体裁的巴赫金时空体。--瓦·利涅茨基注)“不管塞巴斯蒂安生在哪一个时代,他都会又高兴又不高兴,又快活又不快活,就象一个英国哑剧中隔一会儿就要想到明天牙医要来的孩子……”古德曼先生试图从时空着手将奈特的一生连贯起来,试图把他的生活带进“与活生生的现时代有对话交往的地带”(巴赫金语)。纳博科夫笔下的叙事者就用这种企图来对抗自己完全遵循的传统模式--讲一个人从生到死的一生故事。正如巴赫金似乎已开始证明的,这一模式本身,更多地具有时空性质(就实质而言,古德曼对奈特一生的描述也符合这一点)。然而,随着叙事的展开,这一模式的时空性质从内部遭到了解构。奈特的异母兄弟的故事解构了中介者(通过此人时间似乎才能在理论上进行渗透)。解构了与自己同时代的作者(目击者)的观点立场……而古德曼却有充分的资格占据这一立场。另一方面,奈特的异母兄弟并非奈特那独特的(par excellent)一生的目击者。此人的独特并不能证明叙事者(他没有赶上奈特活着)的最终迟到。然而,恰恰这一点保证了他对对象进行叙述的一致性。人物的身份受到怀疑是纳博科夫小说在诗学上典型的结尾(“……尽管我使了很大劲,可就是无法从我的角色中走出来:塞巴斯蒂安的面具牢牢地粘在我脸上,那种相像再也洗不掉了,我成了塞巴斯蒂安,或者塞巴斯蒂安成了我,或者我们可能都变成一个我们俩都不认识的人了。”)。这个结尾让叙事者的一生连同他的叙述内容一起,脱离了时间层面,告诉他奈特本人的生活与创作所识别出来的时序倒错和非时间性(атемпоральность)。分音符(dieresis)的解构成了模仿(мимесис),它本身无视被普遍接受的观点,不仅没有排斥纳博科夫的诗学,而且还是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以非时间性为目标的直接结果。如果说模仿是长篇小说体裁之基础的话,那么纳博科夫的作品就是这一体裁最纯粹的典范。我们有理由下这样一个结论:时序倒错是长篇小说在其整个如此这般存在之过程中一个主要的识别标记。(关于纳博科夫的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正生活》,我们援引的是А.柯里亚和М.迈拉赫的译本。[本译文中凡出自《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的引文,均参考了席亚兵先生的中译本(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书中所提《塞巴斯蒂安·奈特的悲剧》一书系书中塞·奈特的经纪人古德曼所著,但传主的同父异母兄弟认为《悲剧》严重歪曲了其兄的生活经历。--译者注])
基本信息:
DOI:10.16238/j.cnki.rla.2018.04.005
中图分类号:I512.074
引用信息:
[1]瓦·利涅茨基,万海松.时空体的时间错位[J].俄罗斯文艺,2018(04):27-35.DOI:10.16238/j.cnki.rla.2018.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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